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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5月17日在北京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一石激起千层浪。“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应该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瞻远瞩，振聋发聩，作为一名哲学社会工作者，深感振奋，倍受鼓舞，同时，我们也需要冷静的思考，如何迎接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春天的到来。

数千年的中外历史发展经验表明，社会大变革呼唤强大的思想力量，呼唤哲学社会科学的大发展。当代中国，正经历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需要思想文化引领，更需要不断繁荣和强大生命力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作坚实的支撑和有力的推进。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构建和繁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成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和相关高校肩负的历史使命和责任。

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首先要解决好研究的目的性问题，不论是哲学社会科学所涉及的传统学科、新兴学科、前沿学科、交叉学科还是冷门学科，都应该解决好为谁做学问的问题，只有着眼于中国，服务于中国伟大实践、服务于中国人民及其未来福祉，才能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才能不断回答好我国发展和我们党执政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发出中国自己的学术声音，抢占国际学术制高点，使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强大思想武器。

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还需要重视学者研究的路径问题。不仅需要对哲学社会工作者在研究上加以正确的引导，高校更需要重新考量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现有的评价体系，甚至需要一定程度的纠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希望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指明了路径。以管理学科为例，国外发达国家丰富的管理理论研究成果值得借鉴，但是，“中国的管理学人不得不面对这样的尴尬：被国外管理学者及其思想、研究、着作占优，被中国的公司家和经理人抛弃，闭门造车、以制造论文为主业。高校内，研究生较多的关注学术文献，导师们较多的关注发表国际学术论文的期刊级别，已经形成了一道独具特色的“风景线”。唯一同时获得《管理科学季刊》(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ASQ)与《美国管理学会学报》(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AMJ)最佳论文奖的华人管理学家徐淑英教授认为，“从主导的管理学文献(基本上是基于北美，特别是美国)中借用已有的理论、概念和方法来研究本土的现象。” “大部分中国管理研究倾向于有限情境化地使用已有的理论和概念。进一步来说，很少有研究进行‘深度情境化’的研究，以发展新的含有丰富情境信息的理论。”这样做学问显然背离了研究的目的性——为中国伟大的改革实践建言献策，也很难去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更难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学派。”有必要从政府、高校等改变一些现有的制度，更多鼓励学者研究一些在西方不一定流行、但对中国来说意义重大的问题。

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构人才队伍是关键，特别需要培养一大批愿意做和知道怎么做大学问和真学问的人才。哲学社会科学的长足发展，既需要专业精神，工匠精神，更需要创新意识。既需要持之以恒、深入多年的积累和探讨，也要多学科综合与交叉。构建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提供坚实支撑，需要一大批人才队伍，尤其是领军人才的培养。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需要建设一支能够紧跟当代中国的时代前进步伐，不断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形成适应我国发展要求、立足国际学术前沿的研究成果，多出为人民做学问、为发展献良策的思想理论人才队伍，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用理论研究成果推动实践发展，为促进中国改革实践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持和决策咨询。这就需要每一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能够“立雄心树大志只争朝夕”，要以这样的气魄和勇气去做大学问和真学问，但这是一大挑战。再以管理学科为例，现代管理开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当时，管理研究具有很强的针对性，远甚于严谨性，而目前更多的管理研究似乎都是关注写学术文章，专注于验证和完善理论，而不是开发和运用理论，对于实用性的追求越来越弱化，而严谨性强调的更多。正如徐淑英所说“现有的常规科学范式在研究新问题是有局限性的”，因此，在中国研究一些重要现象时，批判性地运用西方范式中的理论和方法，探究新的实践问题，那才是做大学问、真学问的基础和保证。